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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的1940：因宗教势力的阻挠而功败垂成？

返朴 2019-05-16 浏览158次

如果学术自由 “是行善而非讲授邪恶的自由”，那辛辛苦苦确立起来的学术自由岂不依然是宗教的附庸？

撰文 | 卢昌海（科普作家）

最近读了一本名叫《任命被拒》 (Appointment Denied) 的书，讲述 1940 年纽约市立学院 (The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 试图聘请著名哲学家罗素 (Bertrand Russell) 到哲学系任教，却因宗教势力的阻挠而功败垂成之事。该书小标题 “The Inquisition of Bertrand Russell” (“审判罗素”) 中的 “Inquisition” 一词有宗教裁判所之意，可谓一语双关地道出了事件性质。

考虑到此书可算冷门，本文拟对其主要内容略作述评，与读者分享。

此书所述事件的缘起可回溯至 1939 年秋天。当时的纽约市立学院哲学系接连有两位资深教授退休。为填补师资缺口，学院把目光投向了正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任教的罗素，打算将他 “挖” 过来。经过书信 “谈判”，纽约市立学院以年薪 8000 美元 (比罗素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年薪高了1000 美元) 的待遇 “拿下” 了罗素。罗素于是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提交了辞呈。稍后，1940 年 2 月，纽约高等教育董事会 (Board of Higher Education) 全票通过了对罗素的任命。

写到这里顺便提一下：读时不太留意，写作本文时才察觉到的此书正文部分的一个小缺陷，那就是常常不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比如纽约高等教育董事会何时投的票，正文就未写明，须到文献注释里去查。按我自己的写作习惯及对数字的偏好，时间顺序一般是要写明的，不过本文只是读书札记，所凭多为阅读留下的印象，虽敷衍成文，却懒得一一补查，多数事件也就不提时间了，只在这里总括性地说明一句：未写明时间的事件大都发生在 1940 年，且记述顺序大致就是时间顺序。

言归正传。罗素点头了，纽约高等教育董事会批准了，学术界的事，双方都同意，照就说该无悬念了，其实却不然。纽约市立学院决定聘请罗素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引起了宗教势力的 “高度重视”，他们对罗素这位公开的无神论者即将 “登陆” 纽约极为不满。与纽约高等教育董事会的投票仅隔四天，著名的纽约主教 William T. Manning 就通过媒体发表了针对罗素及其任命的长篇抨击。Manning 主教在抨击中引述了罗素的很多言论，其中包括支持婚姻及性自由的言论 (比如 “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下，性关系纯属私人事务，与国家或邻居都无关系”)，以及批评宗教的言论 (比如 “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上帝和永生在科学上都无根据”)。 Manning 主教并且质问道：基督教家长或任何其他家长会愿意自己的孩子接受这种观点的教育吗？任何在乎国家福祉的人能愿意这种教育进入我们的学院和大学吗？

Manning 主教的文章犹如惊蛰的雷声，引来了大量宗教团体的响应： “大纽约教会联盟” (Greater New York Federation of Churches)、“国际天主真理会” (International Catholic Truth Society)、 “基督阵线” (Christian Front) 等团体都出来施压，敦促纽约市长及高等教育董事会不要让这种对基督教的 “最新侮辱” (latest insult) 过关。在这一轮施压中，更多的罗素言论被引作了罗素的 “罪证”，其中一些如今看来几乎是教会的自打耳光，比如 “牧师作为道德教师几乎必然会在两方面遭遇失败：他们谴责无害的行为，并且从事有害的行为”。同时，更多的重话也被撂了下来，比如将对罗素的任命上纲上线为 “对纽约全体母亲的侮辱”，以及宣称假如允许罗素这种 “崇尚恶魔” 的人，“世界还怎么会正确”？等等。宗教势力的这种 “谴责无害的行为” 和 “从事有害的行为” 对纽约高等教育董事会产生了强大压力。

当然，罗素也有自己的支持者，其中包括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以及宗教势力企图 “花季护航”，他们自己却宁愿追随罗素的纽约市立学院的学生。支持者并且反复指出，罗素将在纽约市立学院开设的课程是跟科学有关的数学、逻辑、哲学而非遭教会火力轰击的伦理和宗教。在罗素的支持者中，包含了一些著名学者，比如哲学家杜威 (John Dewey)，数学家外尔 (Hermann Weyl)，以及物理学家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等。其中爱因斯坦发布声明表示：“伟大的精神总是会遭遇平庸者的反对。当一个人不盲目接受传统偏见，而是诚实及有勇气地运用他的智慧，并且完成以清晰形式表述思考结果的责任时，平庸者是无法理解的。”

然而 “伟大的精神” 终究是少数，而平庸者就算不是永远，起码在当时是大多数。在他们的压力下，纽约高等教育董事会决定再次投票，以决定是否重新审议对罗素的任命。

投票那天，大批反对罗素任命的人来到现场施压。对这些人来说，宗教意味着道德，罗素意味着不道德，然而这样一批高举道德大旗的人挤在走廊里，展示的却是乌合之众的风采——很多 “瘾君子” 不顾楼内禁烟的法规，在走廊里肆无忌惮地抽着烟。

外部压力对纽约高等教育董事会产生了显著影响，但没有扭转事态，投票结果以11票对7票决定不重新审议对罗素的任命。

但反对的力量并未退却，很快就通过新的渠道——法律渠道——展开新的进攻，提起了反对罗素任命的法律诉讼。在法庭听证会上，有关罗素的若干谣言被当成反对理由举了出来，其中包括宣称罗素全家 (即他本人、妻子与孩子) 参加过裸体游行，以及罗素是共产主义者 (这后一点倒并非空穴来风，包括罗素在内的许多初次接触共产主义的西方学者都一度赞美过共产主义，但罗素本人自 1920 年亲自访问苏联并见过列宁后对苏联的态度开始转为批判，表示苏联漠视爱和美的氛围让他 “无限不愉快”，称列宁如同宗教狂热者，冷酷而不尚自由)。

与听证会大体同步，纽约 “纳税者联盟” (Taxpayers Union) 以发起反罗素集会的方式参与了施压，纽约皇后区 (Queens) 区长George Harvey 宣称假如罗素的任命不被推翻，他将主张取消整个纽约市立大学系统的经费。“学院要么是上帝的学院、美国的学院，要么就该关闭”——Harvey 如是说。

反对者的努力成功了，法庭作出了支持反对者的裁决。法官 John McGeehan 宣布罗素的任命将会危害学生的道德，同时也是对纽约人民及数以千计需要靠良好道德维持职位的纽约教师的侮辱。McGeehan 并且宣布学术自由 “是行善而非讲授邪恶的自由”。

反对者为这一裁决而欢呼，称这 “将会保护我们的孩子”，是 “纽约及其他地区每一位母亲和父亲的胜利” (看来先前将罗素的任命形容为 “对纽约全体母亲的侮辱” 还不够分量，这会儿连父亲也被代表了)。支持者则深感震惊。起码在当时，何为 “邪恶” 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说了算的，如果学术自由 “是行善而非讲授邪恶的自由”，那辛辛苦苦确立起来的学术自由岂不依然是宗教的附庸？伽利略不也是因 “讲授邪恶” 而被剥夺自由的吗？

而在这个整个过程中，身处加州的罗素空有雄辩之才却鞭长莫及，甚至要滞后数日才能得到消息。当有关他的谣言传来时，罗素极为愤怒，宣称要出面对质。然而他不仅没有出面的条件，连生计也出了问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职位已经辞掉，纽约市立学院的职位却成 “画饼”。不仅如此，宗教势力的强大压力对罗素通过演讲、投稿等渠道 “创收” 也造成了压制，许多媒体和机构因他已成为 “太有争议” 的人物而不敢邀请他撰稿或演讲。罗素在美国的收入严重堪忧。更糟糕的是，陷入二战泥沼的欧洲局势日益恶化，使罗素在欧洲的钱也无法汇往美国。在公开表态中强硬回应的罗素在给一位出版社友人的信里，以近乎绝望的口吻谈到了自己的形势：“我已无力赡养自己的孩子，也许不得不将他们送回英国，让他们去冒死亡风险”，“每个人都在争辩着 [与此事有关的] 公众议题，却没人留意我的个人毁灭”。

万幸的是，经由哲学家杜威的牵线，一个名叫巴恩斯基金会 (Barnes Foundation) 的艺术教育机构愿以 6,000 美元的年薪聘请罗素，让他讲授他想讲授的一切题材。这一薪资虽比纽约市立学院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都低，对当时的罗素却无疑是及时雨，罗素立刻就接受了。写到这里，顺便提一下，对中国读者来说，这位对罗素的脱困起到牵线作用的杜威最著名的也许不是哲学，而是他的若干著名学生中的一位：胡适。

1940 年 10 月15 日，巴恩斯基金会发布了聘请罗素的决定。六天后，纽约高等教育董事会借势下台，投票决定了不为罗素事件上诉，从而意味着纽约市立学院正式放弃聘请罗素。这一天与 1939 年秋天的事件缘起几乎恰好相隔一年。一年前的那会儿，纽约市立学院曾担心自己的声望不足以吸引罗素，是纽约高等教育董事会主席 Ordway Tead 的一句豪言 “没有什么是纽约市立学院配不上的” (Nothing is too good for City College) 鼓舞了学院，从而展开聘请罗素的努力，并一度走到了成功边缘。而一年后的这会儿，在宗教势力的干预下，正是纽约高等教育董事会不得不做出了放弃罗素的决定。

发生在罗素的 1940 年的这一事件至此划下句号——当然，历史影响并不就此消弭。

在本文的最后，列几件与罗素有关的后续事件：

1940 年，罗素出版了《意义与真理的探究》 (An Inquiry into Meaning and Truth) 一书，在该书英国版序言所列的学术成就中，包含了一条 “被司法裁决为不配担任纽约市立学院哲学教授”；在美国版序言中，罗素则写道 “假如我的任命未被废止，此书将是我在纽约市立学院授课讲义的主要部分”。

1945 年，随着二战结束及名著《西方哲学史》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的出版，罗素永久性地摆脱了财政困境 (此时的他已回到英国)。《西方哲学史》的一部分是罗素在巴恩斯基金会期间所撰，从而原本也许可以是纽约市立学院的殊荣。

1950 年，罗素因《西方哲学史》等著作及 “支持人道主义思想和思维自由” 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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