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失"数目化管理"制约古代中国？以及大数据时代的反思

数目化管理与大数据时代

法国作家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风靡世界，来自小行星B612的小王子与成人社会的价值观格格不入。小王子不明白大人们为什么那么喜欢数字—如果对大人说：“我看见一幢漂亮的房子，红砖墙，窗前种着天竺葵，屋顶上停着鸽子……”他们想不出房子到底怎样。但你告诉他们：“我看见一幢十万法郎的房子。”大人们马上就会大声嚷嚷：“多漂亮的房子！”

圣·埃克絮佩里和很多伟大的作家一样，提醒人们莫忘初心，不要丢了童年的单纯与天真。但人类在伊甸园开了智慧，原始朴真消失，就没有回头路了。人类开智慧的标志之一便是数字的发明与运用。数字是自然科学的锁钥，在数字里，人类发现很多基本原则。要了解宇宙，在数字那里可以得到惊人的启示。数字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慢慢发展出对数字的崇拜。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奉行至高无上的原则：万物皆数。这理念搞过了头，几乎让西方变成了数字神教的一统天下。

改革开放三十年，曾评选三十年影响最大的一百本书，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高居榜首。黄教授的核心理念，是引进数目化管理。他认为，因为数目化管理缺失，两千多年来，过度早熟的中国一直无法发展立法、鼓励商业，加之财政内敛、无竞争性，导致抗战时期的中国几乎以一个中世纪国家的姿态与日本苦熬了八年。话说到这分儿上，急于现代化的各级领导，自然迫不及待地学习西方技术官僚们的法宝。

说来荒唐，汲汲推行数目化管理的黄仁宇，却被他奉为圭臬的量化制度送上了祭坛。传统中国，理想的师生关系应是孔门亦师亦友型的。但资本主义的大学制度简化为数目化管理，其中一环便是通行的学生评教。黄仁宇在美国大学教不痛不痒的中国历史，这门课不能为学生提供实用技能，自然就引不起注重实用实干的学生青睐。黄仁宇在这种管理制度下吃尽了亏。美国人设计出FTE（全职教书等量单同位），按照选课学生数、课时数、学生的不同身份折合为某个数量，“不考虑该门课是否必修，也不管教师的等级、资历深浅或专长，一切都是由电脑来计算”。教授边缘课程的黄仁宇FTE持续下降，数目化管理、供求关系和买方市场合谋，无情地将他淘汰了，他失去了大学教职。

英国文学教授有一句口头禅：“没有人会一边拿着计算器一边读奥斯汀。”（Nobody wants to read Jane Austen with a calculator constantly at hand.）《傲慢与偏见》中迷死不少女生的达西先生，每年一万英镑的收入，到底相当于多少人民币？有那么重要吗？本来，真正的文学是用来存储不能数字化的人类经验，以对抗时间的独裁，抵抗遗忘，它促使读者与古人心灵交流，让灵魂多飞一会儿，不要堕入动物的感官世界，也不要沉溺于庸俗的现实世界。前些年，有学者执迷于搞唐诗、宋词排行榜，忘了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条古训，文科教授不琢磨艺术思维的独特与神奇，反而在泛科学主义的神殿里自我降格，沦为数字的奴隶。理工“宅男”们更极端，不相信春愁秋恨究竟为何物，也不相信“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玄妙，他们把《全宋词》拿出来“捣鼓”，算出其中的九十九个高频词语。熟记这些高频词，随便玩点排列组合，就可以创造“美妙绝伦” 的宋词。排在前三位的高频词连在一起，是“东风何处在人间”。宋词是什么？理工男们骄傲地宣称，是“东风何处在人间”。

“赛先生”一统天下，数字帝国的霸权无远弗届。敏锐的电影思想家基耶洛夫斯基却发现数字背后的伪科学盲动，质疑这种数字霸权的合法性。他的电影《十诫》讲过一个故事：八岁的巴伯家门前有一个小湖，冬天他喜欢在那里滑冰。但冰的厚度是不一定的，只有厚到一定程度才可以在冰面上安全地玩耍。巴伯的爸爸是一位数学家，精通电脑，相信一切都能够用电脑方程式运算出来，比如门前小湖的冰面厚度就可这样算出。圣诞节前，小巴伯想去滑冰，他按照爸爸的教导打开电脑询问计算结果，电脑说，“I am ready ”，于是他穿上爸爸给他的圣诞礼物冰鞋，上了冰面。正当他欢快玩耍的时候，湖上的冰破了，巴伯葬身湖底……基耶洛夫斯基提醒世人，有些东西不能用冷冰冰的数字来回答。

尼尔·波兹曼的《技术垄断》也曾批判唯科学主义所标榜的统计数字、民意测验、标准化测试等做法，唯科学主义是技艺的滥用，它导致量化与毫无意义的数字问题，是绝望中无可奈何的希冀与愿望，归根到底，是一种虚幻的信仰。

世间一切学问，大至宇宙，小至无间，莫不是为了解决身心性命的问题。现在，以数字与科学为外包装的伪学问却大行其道，巧妙地愚弄世人，结果便丧本逐末，背内合外，愈趋愈远，愈走愈歧，愈钻愈晦。古印度人尚知哀叹无明，现代社会的运行基础却是以承认无明为前提，现代工业大生产事实上成了历史上的最大宗教。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形象点说—有一瓶汽水，装汽水的是玻璃瓶，喝完汽水后玻璃瓶直接摔碎，不准收回。只有这样，玻璃厂才能一直生产汽水瓶，资本生产体系才能存在。一切巧妙复杂的数目管理制度，都建立在承认“摔碎玻璃瓶是合理的”这一前提之上。

数目化管理弄得世人惶惶不可终日，转眼，又迎来了更癫狂的大数据时代。数据时代，依赖数据狂人的数据执政。他们认为，除了上帝，其他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说话。执迷于数据思维的鼻祖，非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莫属，他坚定地认为数据能揭示真理，他最漂亮的手笔是，以一个外行管理者的身份，依靠数据，挽救了濒临倒闭的福特公司。麦克纳马拉任国防部长期间，又把这一套克隆到越南战场。“越战”结束二十年后，他出版回忆录，自言对“越战”做出的决策错得离谱，大错特错。麦克纳马拉的教训其实给时下的大数据时代进行了预警：大数据固然有助于解决紧迫世界性问题，譬如气候变暖、疾病威胁、发展经济等，它也带动了生活、工作和思维的重大变革，但大数据是“术”不是“道”，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一如医生依靠大数据治疗乔布斯的癌症，他们可以得到整个基因数据文档，再决定用何种药物，但这只能延长乔布斯几年的生命，改变不了他必然死亡的事实。应该警惕的是唯科学主义倾向，痴迷于数据推论，让世人沦为数据的奴隶，为数据而数据，在错误的前提下得出错误的结论。关于数字的局限性，罗素说得很清楚：“数学是这样一种学问，那是在说什么？是真的抑不是真的，绝非所知。”数学依靠人提出命题，它只提供情报。

数据思维不解决终极问题，就像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它的主要用途在商业上。就算在工商界，它真像宣扬的那么重要、不可替代吗？也不尽然。乔布斯设计苹果系列产品，就不依赖通行的市场调查，平庸的公司通常循规蹈矩，先做客户调查，依照这些数据再做产品设计。乔布斯却不这样，他骄傲地以为，普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秉持这种理念，乔布斯却设计出了最人性化的苹果系列，引发全球青年宗教般的追捧。这说明，在科学缜密的数字思维之外，天才的艺术家的直觉更为重要。可是近代以来，由于科学的一家独大，艺术直觉恰恰是被压抑最深的，天才的存在空间被挤压得越发逼仄。中国古人凭直觉，便已感知大地在天体中，如蛋黄在蛋清中，这是一种无因由的悟解力。后来西方认识到这一点，凭借的是科学与计算。东方哲学重感悟与直观，重心灵对万物之本真的神秘默契和体认，它以返本求源的方式，切入生命与文化、人生与宇宙的结合点，电光火花，千古一瞬。乔布斯的成就，除了技术与数字，谁能说与他年轻时的禅修，与他的精神导师乙川弘文没有关系？李泽厚说：“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也许是时候了。

大数据时代表面上人人平等，其实阶层区隔依然明显。在这场看似免费的夜宴里，数据大亨们对民众催眠，并进而监视、收集、记录民众的信息。他们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民众的行为习惯、特点、喜好，预测其消费行为，最终向其推送消费产品信息，促使民众进行消费，或者说，民众无理性的消费才是大数据鼓吹者的最终目的。在大数据的潮流里，只有数据大亨们获得了庞大的商业利益，“数据生产者”无论是思想还是行为，都无法独立于资本主义主流价值观与消费观之外，只能被物化为支撑消费社会得以运转的、追求虚幻符号的个体。囚禁人们的，是一座看不见的数字圆形监狱。

“当心，老大哥在看着你。”这是奥威尔《一九八四》的经典名言。如今，技术取代了政治对人类进行奴役，人类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数据监控中，监控者无处不在，监控者无时不在，每个人都是透明人，隐私保护无从谈起。这再次令人想起卢梭的著名论断：“人生来是自由的，但却无处不身戴枷锁。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作者：陈建华

来源：《读书》201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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