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提倡的“政治的回归”是指什么，对现代社会有什么价值？

托克维尔：政治的回归

　著名政治科学家谢里尔·韦尔奇（Cheryl B· Welch）指出，二十世纪最令人惊讶的、无可争议的知识转向之一就是托克维尔的复兴。托克维尔的复兴，不仅在晚近以来的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当今的中国同样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托克维尔政治哲学立足于现实人性的立场对道德、情感与精神的分析，对自由的尊崇与社会主义的重视等思想，对于推进传统与现代的关联互动，对于正确认识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托克维尔认为现代社会是民主社会。在民主社会，“条件的平等”（equality of conditions）使每个人只相信自己，依靠自己，彼此互不信任，把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交给国家，自身退居私人领域，个人日益原子化与物质化。国家出于对公共权力的占有欲望，迎合个人对平等的追求，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渗透私人领域以扩大对公共权力的支配和使用，国家在“人民主权”的形式下倾向于充当监护人的角色。在国家的监护下，个人与政府的关系如同羊群与牧人的关系，民主社会有趋向专制的危险。托克维尔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尚处民主之初就已经洞见了人类各民族会面临着是走向“民主的自由”还是“民主的专制”之生存困境的艰难选择。而对平等的无限追求容易使现代人不知不觉走上“民主的专制”道路的危险。现代人怎样得到解救？又该如何生活？ 

　　托克维尔认为新的社会需要一门新的政治科学。政治的科学“立足于人性本身，立足于哲学和历史所揭示的人的利益、能力和需要的性质，立足于随时间而改变其对象但不改变其本质，并和人类一样永恒的人的本能的特征；是教导什么是人性普遍恒久的状况的最恰如其分的法则”，因而对人性的考察成为托克维尔展开其政治思想的前提。托克维尔接受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关于人及其人性的后哲学智慧：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野兽，而是心中有天使的野兽。所谓野兽就是那种追逐财富的本能欲望，天使则是通过回归政治生活以引人向上的一种提升。托克维尔直面人性的现实性，从而表现出与早期现代哲人、思想家对人性持“天赋权利”和“理性建构”的不同立场。 

在托克维尔看来，人性本有崇高和伟大的潜质，但为个人主义与物质主义所遮蔽；为避免堕落，需要解蔽，从私人领域回到政治社会和公共生活中。如何可能？托克维尔强调，“战士之后便是立法者。战士志在破坏，立法者专于建设，但两者都有功劳”；立法者应该基于政治科学的法则把个人从狭隘的私人领域解救出来，“使人变得伟大，而不是只想为人民做伟大的事情”。所以，托克维尔立志成为一个“政治人”，投身于政治事业，把政治得以解决人类的生存困境看做一种伟大精神的表现。托克维尔基于人性的“新政治科学”相通于儒家诉诸人性事实以及发挥人性优势的“政道”。 

使个体走出狭隘的私人领域，回归政治社会，但政治的目的并没有完成。与传统的政治观念不同，托克维尔认为“政治社会不是其法律创造的东西，而是组成社会的人的情感、信仰、观念以及心灵和头脑的习惯所预先决定的，是创造社会的天性和教育的结果”。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的下卷用了四分之三以上的篇幅重点谈论“条件的平等”对知性活动（intellectual movements）的影响，对情感(sentiments)的影响、对民情(mores)的影响，最后才谈论知性、情感与民情对政治的影响。托克维尔以此来证明知性、情感与民情对政治的根本性，更进一步证明了作者以更为科学的态度对待政治。因此，为使政治生活能够回复到比较好的状态，就必须培养“人的情感、信仰、观念以及心灵和头脑的习惯”。这其中，政治自由最为重要。 

通过政治自由，能在政治社会中培养自由习性、公共精神习性与联合的习性，使公民与立法者、公民与公民在共同参与中认识到自身的力量、伟大与崇高的潜力，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与精神面貌，相信参与公共事务有益于私人事务，并学会把公共事务的习性带入私人事务中以不断增强自身的力量。在托克维尔那里，民主社会中的自由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责任；民主社会的政治目的不在于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统治，也不在于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服从，而在于使公民在政治社会的“自由联合”中实现自我统治。因此，在笔者看来，托克维尔的“新政治科学”不但修改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而且也修改了传统的政治概念。 

托克维尔推崇的公民在“自由联合”中实现自我统治的政治理念在他所处的时代面临严重的挑战，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社会主义。在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即十九世纪上半期，社会主义成为切入西方文明进程之内核的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和思想文化运动，这在法国表现得尤为明显。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与“六月革命”使托克维尔直接遭遇了社会主义的政治信条。托克维尔对当时社会主义的主要看法：（一）社会主义强调“持续不断的、积极的和极端的追求人的物质激情”；托克维尔认为人有更为高贵的情感；（二）社会主义“直接或间接攻击私有财产权的原则”；托克维尔认为私有财产权是个人独立的标志；（三）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与旧制度无异，主张国家掌握一切，是一种新形式的奴役，“深刻的反对个人自由、鄙视个人理性、完全蔑视个人”。在托克维尔的视野中，社会主义有悖于他所钟爱的自由精神。不过，对于托克维尔而言，社会主义一词唤起的则是与圣西门的集权化社会工程相伴的巴贝夫、蒲鲁东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 

尽管社会主义使自由面临最严重的威胁，托克维尔对社会主义所提出的挑战极为重视：“他们的著述——社会主义者的著述——是荒谬的，但他们工作的基础是哲学家和国务活动家们所能关注的最严肃的话题。”（一）社会主义对物质福利的追求源起于工人阶级的长期贫困，而工人阶级的长期贫困与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治“市侩”主义有关。（二）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体制引进分工制度使工人越来越依赖机器，逐渐丧失了思考能力，日趋走向人性的“异化”。（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不干涉原则不同，托克维尔认为应该在政治中引入关爱（charity）精神，把救助贫弱视为政府的责任，为了公共利益与社会福利，政府应该消除垄断，管制工业，监督铁路、港口、运河等公共工程。 

托克维尔致力于寻找新的使工人参与工业发展和储蓄金钱的财产形式，使他们能够拥有更大的福利及与中产阶级一样的独立；托克维尔心目中的自由不是贵族的自由，更不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而是整个社会的自由。如果说托克维尔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提出了批评，那么，托克维尔也同样对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表达了不信任。因此，对于一八四八年之后社会主义的命运，托克维尔强调：“他们（社会主义）值得注意，甚至在五十年后。”这样看来，托克维尔并没有表达对社会主义的绝对排斥，他在反对当前社会主义的同时并没有否定社会主义在未来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可能性。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甚至当代社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中遭受重大挫折后所表现出的新性质、新面貌与新的发展方向，既证实了托克维尔的见识，更超出了托克维尔的预料。 

社会主义以平等塑造人心秩序，并按照社会所决定和要求的模式来确立合理的社会制度，试图以社会的逻辑来替代国家的逻辑与个人的逻辑。托克维尔以他的自由主义整合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试图以社会的逻辑来弥补国家的逻辑与个人的逻辑的缺陷，维护了政治社会的特殊性与持久性。托克维尔所提出的问题，不但在当代资本主义那里没有完结而且被反复提出，晚期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后现代社会的兴起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托克维尔的看法，这也是晚近以来托克维尔被重新发现和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表明：现代社会融合了社会、个人、国家、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诸多相互矛盾与冲突的因素或价值，良善的现代社会不是简单地以某一种因素或价值压倒和排斥其他因素或价值，而是要形成多种因素或价值相互平衡和相互制约的机制。 

当代中国已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晚近以来，社会主义、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相互碰撞，实现彼此会通与融合，以应对当代中国复杂的理论与现实诉求，这是我们时代的大课题。对此，理论界的讨论颇多，或倡导“内圣开出新外王”促进儒家思想的知识论转向以彰显儒学的现代意义（牟宗三），或打通康德“实践理性”与儒家“实用理性”并与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相勾连以推动中国现代思想的“启蒙”（李泽厚），或倡导苏格兰启蒙思想整合传统儒家之道以探讨中国传统思想走向现代的法制、自由和宪政之路（高全喜），或融通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社会主义新道德理想主义（熊十力等），或寻求传统儒家中“家族的伦理本位”与社会主义中集体主义精神的契合（梁漱溟），或倡导“通三统”即打通儒家传统、毛泽东的平等传统与改革开放以自由等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甘阳）等。理论界的讨论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尽管流派众多，思想、观点彼此不一，但有一点很清楚，即都立足于中国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以推动中国走向良善的现代社会发展之路。从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思考现代社会，不失为当代中国思想语境下进一步拓展社会主义、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的会通与融合提供了一种可能或契机。 

作者：杨泽章

来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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