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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小说中的底层小人物,为何有罕见的震撼力量?
鬼子小说尽管叙述的是底层小人物的生活,但是却具有罕见的震撼力量。他不仅敢于把有价值的东西撕开给人看,敢于直面我们现实生活中美好的表象覆盖下的丑恶。
他体恤被生存巨石重压下的弱小生命,完全凭着良心,讲述苦难,从而鞭挞罪恶,敢于撕开残酷现实的外衣让人们看到自身赤裸肉体灵魂的丑陋,更主要的是他通过塑造一系列曾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乃至父母儿女的受难形象来无情地鞭打着我们的心灵。
而这些形象不是孤立的,他们都曾经或正在存活在我们的周围,构成我们生存的社会环境的重要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鬼子《悲悯三部曲》所涉及的现实问题尖锐、复杂,开发与固守,贫苦与富裕,邪恶与正义,犯罪与良知之间的冲突所酿成的悲剧,令人忧郁,令人感动,令人忧思。
作者成功地把握了在变革的时代新旧观念的交替中,人们对时代对社会对人生的痛苦反思。要论证鬼子这个观点应该从三部曲主题所反映的本质问题入手。
三部曲反映出的主题众说纷纭,其中包括寻找欲望、宿命等,但笔者认为这些主题叙述不尽全面,尽管三部曲确实表现了这些主题。
但是,鬼子自己却不这样认为,他说:“我不想拿宿命来说事。宿命太虚,也太宽,人生就是宿命,人一出生就注定了是在一天一天地走向死亡,谁都无法改变;就是天下的万物,也是如此。我们能表达的只是生命过程中的挣扎,以及这种挣扎的不一样的结果。”
鬼子认为死是每个人的归宿,所以主人公的结局并不是一种宿命。从以上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欲望主题还是宿命主题都是不完整的,那作者要表达的主题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从本质上看,三部曲要表达的应是人处于社会转型期人的异化。
九十年代,整个人类正在告别世纪末,行将跨入新世纪,迈进现代化程度更高的时代。随着高新科技的日新月异向前推进,人类面临许多新挑战,人与物和人与人这两种关系的组合在不断变化着。
在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农业社会里,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的关系以人--人关系为主,在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时,人--人的关系被人--机器这种人--物的关系逐步取代。于是人与物的关系急剧强化和人与人关系迅速削弱,并且,由于人--物关系的表面协调掩盖着人--人关系的实际失调,加深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恐惧和失望情绪,造成了新的心理紧张和心理空虚、人际关系的疏远、人情的淡薄以及社会心理的失调等。
同时,九十年代发生在我国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运动是一场最深层次的文化转型与综合性体制改革过程。它引发整个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剧变,导致了全社会思想观念的根本改变以及人的价值观念的变化。
相当一部分人强化了金钱、财富与物质观念,视金钱、财富的拥有为人生的唯一目标,一种幸福,一种荣耀乃至一种尊贵的标志,当成享受现代化生活的通行证,或者是从维持生存甚至脱贫致富的角度去强调金钱的重要性。
自私贪欲、急功近利、不择手段、善恶不分、醉生梦死等人性中的恶浊因素,趁着旧的秩序与规则失范、新的秩序与规则尚未确立的特殊的“失范”的历史时期,即“转型”时期的秩序转换的空隙中逢场作戏而登台狂欢,使社会呈现出充分的生命活力的同时又呈现出某种畸形状态,即《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的主人公寒露眼中的“吃错了药”现象。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陌生人的关系。
在鬼子的写作观中,写作不是修饰,不是增添,而是刻和划,在这“刻”和“划”中,对象被指认、被剥离或销蚀,所以他认为真正的写作将不会给人们带来慰藉和享受,而应该是疼痛,如同生活中一般的浅显而明白,人体被划过,便会带来疼痛并留下印记。
因此,对鬼子来说,重要的作品应是给人们也给自己带来疼痛,而且,那印记和疤痕似乎难以消失,它时时唤起人们的痛感。
追寻着这个观念,鬼子的小说将笔深入我们居住的社会与现实,更深入到人性的深处,始终给人以痛彻心扉的感觉。正如美国作家厄普代克所说的,“艺术的真谛在于隐含的痛,是的,这不是假的,没有痛是没有发言权的。”
鬼子敢于向现实发问,是因为他深谙现实带给人民的阵痛,而这种痛又无不在我们的周身回旋显现呢?
于是带着自己的声音在阳光下叙述我们共同面临的苦难,一旦我们亲眼目睹这种真实时,怎不引起我们心底的感动?
具有忧患意识的鬼子长期关注底层民众的艰难境遇并对此有切实的体验,对劳苦于中国底层的广大民众的实际生存状况和真实心态有真正的理解。
或许是因为他有了足够的生活体验和切实的生活内质,在如何正确地认识底层合理地表达出底层生活经验上有了正确的把握,因此其写出的作品也就更加能震撼人心,富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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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媒体:好百科 作者:历史蓝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