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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春节每家都会做的事，你理解它真正的意义吗？

KnowYourself 2022-02-07 浏览207次

今年可能无法回家过年了。在大城市里，虽然也贴春联、包饺子、打麻将，不知为何却还是觉得年味不甚浓。所缺失的那种“年味”是什么呢？

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我发现，年味它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儿时记忆里的那些琐事，比如，从春节前好长一段时间开始，一直到正月里，父母会带着我去各种人家里拜年、送上年货礼物。也有许多人陆续来家里，闲坐聊一会儿天，然后送上年礼。

儿时觉得这些拜年送礼物/收礼物的时间极其无聊，因为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坐在那里听大人讲话和寒暄。没想到，长大了却觉得在那些记忆中，别有一种热闹的、不孤单的“年”意。

今天我们要用你不知道的方式聊一聊“送礼物”。是什么让人们必须回礼？为什么过年送礼物能给我们一种“热闹不孤单”的感受？作为在大城市生活的一代年轻人，我们还需要掌握“合适的送礼物技能”吗？

来看今天的文章。

礼物这个词，在人类学和社会学家的眼睛里，是一个很重要的词语。在整个20世纪以及本世纪，人类学世界对于“礼物”的学术争论从未停止。

礼物，顾名思义是一种承载了“礼”的“物”。“礼”，指的是（从微观到宏观的）社会规则与道德；礼是精神性的。礼物，就是这样一种包含了精神性的物品，它不同于商品（商品仅仅是一种经济价值可量化的物品）。

礼物的价值，却只有一部分由它的商品价值所定义。礼物的另一部分价值，来自于人主观的附加，它包含一种商品价值之外的、无法量化的价值（Yan, 2000）。

1925年，法国人类学家莫斯（Marcel Mauss，大名鼎鼎的社会学家涂尔干的侄子），写出了第一本关于礼物交换的学术著作——《礼物》（the Gift）。

书中，莫斯严格区分了“馈赠礼物”与“交换商品”两件事。

莫斯在对毛利社会的研究中发现，毛利人认为每个人送出的礼物，都包含了送礼物者自身的一部分精神力——这被称为“礼物之灵”（毛利语为“hau”，意为the spirit of gift），当我们接收到对方的这部分hau时，我们必须再把它（借由回礼）重新交还给送礼物者。否则，被我们留下的hau（礼物之灵）会给我们带来不好的运气。

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人类学大师们（例如马林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等）认为，互惠原则是人们收礼物、回礼的核心。人们在送礼物时渴望得到回报；而在回礼时，害怕自己的不作为会导致对方在未来停止付出。

学者们认为，人们对于“未来将收到某种不确定的好处”存在着普遍的期望。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更年轻一代的人类学家们又提出，除了互惠原则，人类社会中的送礼物行为还可能是为了获取“精神性的回报”。比如，在印度种姓社会中，社会上层会向下层民众广泛送礼物，作为文化统治的一种手段，以期获取某种精神意义的“功德”。而在古代的中国社会中，富人、统治者开粮仓、接济穷人，也是为了获得某种精神性的“声望”。

此外，美国人类学家韦纳（Annette Weiner，纽约大学教授，曾任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席）提出，有一部分礼物，本身就是无法被真正意义上“送掉”的，与其说是赠送，不如说是“借贷”，这些礼物从送出开始，就等待着有一天被收回。例如，在老家（相对来说更为传统的中国社会），婚礼的份子钱，就是这样一种从送出开始就等待被收回的“礼”。

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有五组“模式变量（Pattern Variables）”可以用来衡量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Parsons, 1937）。它们是：

1. 情感投入的 v.s. 情感中立的

“情感投入”的互动方式是指在人与人的互动中，彼此带有较多情感色彩；“情感中立”的互动方式是指人与人的互动更加依靠理性。

2. 扩散式互动的 v.s. 专门式互动的

“扩散式”的互动指的是，人和人的互动会涉及多方面的目的，而不是单一的功能（例如在老家，医生可能和妈妈是好朋友，除了医患往来，平时还会一起逛街）；“专门式”的互动指的是，人和人的互动较多情况下有着专门的、单一的目的（大城市中往往与医生的互动只有看病）。

3. 特殊主义的 v.s. 普遍主义的

“特殊主义”的互动方式中，“标准”是因人而异的、取决于人和人之间的亲疏关系（例如别人家的孩子在公共场合大哭是“熊孩子”，但如果是自己家的就是活泼可爱）；而“普遍主义”的互动方式中，“标准”是普世的、来自通行的规则（例如合同、法律、宗教信念等）。

4. 先天赋予的 v.s. 后天取得的

在更看重“先天赋予”的互动方式中，人们的行动选择更注重对方的身份、与自己天然的关系；而在更看重“后天取得”的互动方式中，人们的行动选择更注重对方的行为表现、个人态度等。

5. 自我利益的 v.s. 公共利益的

在更看重自我利益的社会中，人们在互动中会更注重谋取自身个体的利益，而在公共利益的社会中，人们的行动会更注重不伤害整体性的公共利益（例如相信只有保证了公平的公共利益才是对个人利益的更有效的保护）。

帕森斯认为，这五组变量的前面半句，对应的是传统社会，而后面半句，对应的则是现代社会。

在现代的普遍主义社会中，更常见独立（independent）的个体；而在传统的特殊主义社会中，更常见（人际间）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t）的个体。

帕森斯说:“对于普遍主义社会来说，人们通常认为，规则应该无差别地（平等地）用来约束每一个人。而在特殊主义的社会中，人们则会认为，法律、规则，可以被调整用来适应一些特殊的关系、会有因人而异的变化。”

过去的传统中国社会，就是一种“特殊主义”取向的社会类型。

“中国的规则/道德，是有差等的次序。在差序社会里, 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 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 和自己什么关系后, 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郑也夫说，过去的中国社会的这种差序格局完全体现了特殊主义的原则（Zheng, 1993）。

因此在特殊主义取向的社会中，送礼物，是表达情感的风俗传统，也是调节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方法——通过送礼物拉近关系，以获取更亲近的相处标准。

不过，特殊主义是不可取代的，有它自己独特的作用。比如它能够带来普遍主义无法带来的情感价值，而在危机真正发生的时候，也只有那些特殊主义的关系会是个体“最后的守护者”。

因此，送礼物也是在反复确认我们有哪些互为支持系统的人和关系，承诺着“我们将相互守护，彼此扶持”。

年轻一代不再像我们的上一辈人一样，认为送礼物是非常必要的传统，这可能是因为——

当分工日渐精细化，人口大规模迁徙向大都市，我们生活的世界已经很大程度上走向了现代化。在大都市中，即便是同事、邻里、朋友之间，我们也很难了解到一个人的全貌。

我们会发现，普遍的社会规则比起私人关系来说，要远远更为可靠。送礼物在这种普遍主义的社会里，不复具有它在传统社会里的功能。

礼品交换之所以能产生长期而深刻的社会功能，是基于背后持久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紧密、持续、稳定存在的关系网络，让人们通过赠送礼物这种方式，“预约”某种不用立即兑现的远期回报（即“欠人情”）。而大都市中人际关系的脆弱和流动性，让我们更倾向于选择立刻、等价的“商品交换”。

但即便是这样，我们依然建议大家试试给关心的人送出更多暖心的礼物。因为已经有心理学研究发现，为他人花钱，甚至会比为自己花钱更令人幸福。

在个体更加原子化的大都市中，人们更容易感到孤独，而抛开关系的功能性，送礼物依然是我们维护关系、表达爱意的重要方式。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开始送礼物，我们给你以下几个tips：

1. 研究指出，那些能让接收者真正用到的礼物，往往会让ta们感到更加满意（Galak et al., 2016）。比如说，比起送长辈一些实用性不高的摆设品，送ta们一套vip体检套餐帮ta们管理健康状况、给ta们买日常吃的健康营养品、陪ta们去检查视力配好一副老花眼镜，会让ta们更加感受到收到礼物的快乐。

2. 除了送实物的礼物，我们也可以赠送那些体验类的礼物（比如看一场电影、参加一节瑜伽课），这样会让对方感觉与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3. 研究者Gino和Flynn（2011）发现，在五次实验中，每一次结果都表明：比起那些ta们没有要求过的礼物，接收者们会更感激那些ta们主动要的礼物。聆听家人朋友日常中谈论到的话题，记下ta们需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