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委奴国王”金印在哪里出土？

古代日本列岛的居民，逐渐形成本土的原始文化。当中国的儒、佛典籍先后传入，以宗教、文学艺术和民间文化为主流的日本文化，曾一度出现“汉风化”。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中，日本开始形成本土文化的民族特色。

比如，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徐福东渡。中国的秦汉时期，相当于日本是弥生时代。公元一世纪左右，班固在《汉书》在《地理志》中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这里一般指的是日本南部九州岛上的民众。这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著名代表人物就是徐福。

稍后一点的《后汉书》也载：公元57年（光武帝中元二年），日本和中国就开始交往，光武帝赐以印绶。

不过，这枚印绶直到十八世纪才被发掘出，上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汉字。

１７８４年（天明四年），“汉委奴国王”金印被发现于现在的日本福冈市志贺岛。其报告书《百姓甚兵卫口上书》在大正时代初期由学会最先介绍。此文书中叙述金印的出土情况主要是：“由于本人土地有一块叫‘叶之崎’的田沟坏了，为了修整沟渠，在铲削沟壁之时，逐渐有细小的石块暴露出来，其中有一块两人才能搬动的石块，在用铁棍撬除的时候，在石缝中有一亮闪闪的东西。”

它的出土，立即轰动当时日本朝野。

当然，随着这个资料的公布，围绕着金印的出土地点以及遗址展开引起了巨大争论。

如对于出土地点，有：中山平次郎博士的现在金印公园下的金印碑（大正十二年立）附近说；有距此北面称为‘叶之淇’的稍被开垦的旱地说。反正两者相同的地方就是，肯定是从靠近海岸的遗址中出土的。

对于遗址的性质，有：小规模石围墙的隐蔽设施说（中山博士）、箱式石棺的奴国王坟墓说（笠井新也氏）、支石墓说，志贺海神社的石座说（水野佑氏），同于埋藏祭祀青铜器性质的埋藏遗迹说等等。

不过，以上观点，多数是根据《百姓甚兵卫口上书》的内容、志贺岛的历史位置、西九州海岸上的弥生、古坟时代的墓制等提出来的。

１９２２年，日本政府在金印出土地刻石立碑：“汉倭（同委）奴国王金印发现之处”。此印现藏福冈市美术馆。

１９５４年，日本政府文化部门把它定为“国宝”。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日两国恢复邦交，金印发现地又辟为“金印公园”，以为永久性纪念。１９８４年，值金印出土２００周年之际，福冈市政府特意复制一枚＂汉委奴国王金印”，派出友好代表团专程前往中国西安，赠予陕西省博物馆。

不难发现，光武帝赐日本以“汉委奴国王”印绶时期，中日交往的路线多数经过朝鲜半岛，从陆路过海峡或沿岸航行；交流方式主要通过中国移民赴日本传播中国先进文明；交流一般为物质文化方面，如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

以上可算为中日交流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从公元六世纪至九世纪。那时恰逢中国隋唐盛世，而日本则处于大和时代后期、奈良时代与平安时代前期。

这一时期，由于大唐国力上升，造船业也非常发达，可以从唐朝的沿海地区直接乘船渡海；交流的人员也有所提升，除了有使节，日本派遣大批遣隋使、留学生、留学僧来华，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达到第一次高潮；交流内容主体为制度文化层面，如日本学习唐朝律令制度实现大化革新。当然也涉及精神文化方面的如佛教、建筑、雕塑、诗歌的交流。

第三阶段，从公元十世纪至十四世纪，处于中国五代宋元时期，而日本则处于平安时代后期、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前期。

这一时期交流的路线以东海航行为主；交流方式也多为民间贸易、僧侣往来等，以商品贸易为主，也有佛教、儒学、文学、书画等的交流。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中国明清时期，日本则相当于室町时代后期、安土桃山时代与江户时代。

除了商品贸易外，精神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且内容也不仅仅限于佛教，儒学、美术、书法、医学以及政治等方面的往来也更加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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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媒体：好百科 作者：历史蓝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