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了他是我的责任”：一名护士向对她性侵的老板，复仇的故事

1908年，一名未婚移民莎拉·科腾（Sarah Koten），正在接受护士培训。她的老板马丁·奥斯皮茨（Martin Auspitz）医生在工作中强奸了她。然而在她怀孕后，警察和法院都拒绝帮助科腾。所以在她的密谋下，独自杀死了对她施虐的人。1908年6月8日，科腾朝着那名强奸犯的心脏开了一枪。而后科腾为她的选择辩护时说：“杀死他是我的责任。”

就像画家艾提亚·真蒂内斯基（artemia Gentileschi）那样，科腾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不过媒体并不这么认为。最终在1908年，一名护士杀死一名医生的故事，登上了全国各地媒体的头条，随后，莎拉·科腾和奥斯皮茨医生的故事，成为了媒体的轰动事件。

不过当科腾在监狱里生下儿子后，媒体开始以崭新的眼光来看待她。他们把科腾描绘成一个别无选择的女人，只能对她实施性侵犯的人开枪：她是一个复仇者，在性侵她的人伤害其他女性之前杀死了他。1908年，法院不得不做出裁决：科腾真的有罪吗？

当她的老板性侵她时，她正在接受护士培训

1907年，莎拉·科腾在纽约市的一家疗养院工作和生活，并且正在接受马丁·w·奥斯皮茨（Martin W. Auspitz）医生的护士培训。科腾之所以继续工作，是因为奥斯皮茨医生承诺她会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护士。“我很害怕，不想留下，”她后来解释说，“但医生想让我留下。”

一天早上，奥斯皮茨闯进了科腾的房间，并强行给她注射了氯仿。在她昏迷的时候，奥斯皮茨强奸了她。

这次的性侵也直接导致了她的怀孕，而当奥斯皮茨医生发现科腾怀孕时，他则是强迫她去堕胎。最终科腾拒绝了，并辞去了工作。

法院、警察和地方检察官都拒绝帮助她

1908年，莎拉·科滕（Sarah Koten）将奥斯皮茨告上法庭。她起诉奥斯皮茨强奸，并要求为他们未出生的孩子提供经济支持。不过奥斯皮茨否认了这一指控，并利用他的兄弟和姐夫攻击科腾的声誉。他们声称科滕生活作风不好，并暗示她自愿要为自己与老板的关系负责。

法官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奥斯皮茨有罪。于是法官驳回了指控，宣告那名医生无罪释放。在案件被驳回后，科腾去找警察，想看看他们是否愿意帮忙，但结果是他们没有。然后她去找了地方检察官，但地方检察官则说奥斯皮茨强奸一事没有法律依据。

也就是在那时，科腾终于决定亲手杀了奥斯皮茨。

莎拉·科滕把奥斯皮茨医生诱入陷阱，并一枪射中了他的心脏

由于没有其他选择，莎拉·科滕决定“做我自己的法官。”在警察和法院拒绝帮助她后，她发誓要亲手杀死奥斯皮茨医生。随后她事先精心策划了这次犯罪，以确保奥斯皮茨一定会死。

1908年6月8日，怀孕的科滕将强奸犯引诱到一个假装病人的家里。当奥斯皮茨医生到达时，她朝他的心脏开了一枪。

两周后，科滕因谋杀罪入狱。在等待审判，和等待孩子出生的过程中，科腾向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记者解释了她的动机。“当我想到我破碎的生活和他可能打破的别人的生活时，我觉得我有责任杀了他。”

她不是这名医生的第一个受害者

《威尔克斯·巴利时报》在莎拉·科腾谋杀案审判一个月后，披露了这一爆炸性新闻：奥斯皮茨医生有“性侵”女性的历史。在科腾杀死他之前，至少有两名女性对这位医生提出诉讼。一位名叫艾格尼丝·德法（Agnes Deffa）的女性试图在法庭上攻击奥斯皮茨，因为奥斯皮茨声称是她发起了一场未经双方同意的性关系。

另一名妇女安娜·延森（Anna Jensen），曾是奥斯皮茨疗养院的病人。在奥斯皮茨性侵她之后，延森拿着枪冲进了这名医生的办公室，想要“杀死这条恶狗”。延森虽然开了枪，但她枪里的子弹却失效了。而这起未遂谋杀，就发生在奥斯皮茨性侵科腾的几个月前。

她在被性侵后找不到工作，竟是因为被认定为“低智商”

在辞去在疗养院为性侵者工作的工作后，萨拉·科滕一直在努力寻找新的工作。她于1902年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现在她是一个未婚怀孕的女人，没有办法养活自己。据《出走的女孩》一书的作者安·费斯勒（Ann Fessler）说，在20世纪早期，许多社会工作者认为未婚妈妈是“低智商”。所以由于他们的母亲智力低下，非婚生子女的智商肯定会更低。

媒体称她为“可怜”和“疯狂”的女孩

当莎拉·科腾在监狱里等待判决的时候，她的案子也引起了媒体的轰动。1908年6月9日，也就是科腾谋杀强奸她的人的第二天，她的故事出现在远至美国加州的报纸上。《新闻民主党人》报道说：“昨晚，年轻的护士莎拉·科腾通过一个假电话，将马丁·w·奥斯皮茨医生引诱到哈莱姆的一所房子，并将他枪杀。”据报纸报道，凶手“在那里埋伏了好几个小时”。

“她今天宣布，她对自己的行为不后悔，”故事的结尾写道。

媒体给科腾贴上了“不幸”和“疯狂女孩”的标签。他们还讲述了科腾的犯罪故事，甚至认为她是个恶毒的杀手，几乎没有人会同情她。不过科腾的名声在生下孩子后就会发生改变——突然间，媒体对这位可能被送上电椅的母亲，产生了同情。

母亲的身份，改变了她在新闻界的声誉

人母的身份成了莎拉·科腾的盾牌。1908年10月8日，她在监狱里生下了儿子亚伯拉罕。记者们开始写更多同情这位母亲的报道。“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母亲的爱，更美好的了，”斯波坎新闻社援引科腾的话说。

另一份报纸《东俄勒冈人》报道说，亚伯拉罕的出生使科腾变成了一个开始悔悟的女人。“生命的礼物从未如此珍贵，如此美丽。”据报纸报道，母亲的身份改变了科腾：“她认为这个婴儿将证明她的经历中最耻辱的事情，但在它无力的小手的触摸下，奇迹般地将这个可怜的女孩，改变成了一个快乐的女人，并且开始渴望生活。”

谋杀案发生的一年后，法官接受了她的精神错乱的辩护

媒体认定莎拉·科腾是无辜的，她的孩子亚伯拉罕就是明证。这位邪恶的医生曾试图向科腾施压，让她堕胎，而科腾的拒绝使她受到公众的欢迎。《波塔克特晚报》解释说，奥斯皮茨“建议她做手术”，但她拒绝了。这符合科腾是一个模范母亲的说法，因为她只是在捍卫自己的荣誉。

在科腾的审判结束时，法官詹姆斯·a·布兰查德（James A. Blanchard）接受了她精神错乱的辩护，最终判了她缓刑，并把她送到犹太妇女理事会去照顾。

她激励妇女实施的暴力行为，既有正当的，也有不正当的

婴儿亚伯拉罕是一个“暴力下产生的孩子”，但他的出生也拯救了莎拉·科腾。科腾的怀孕让她不得不杀了奥斯皮茨，而在舆论的法庭上，她的报复也是正当的，因为她是受害者。正如林赛·伯恩哈根（Lindsey Bernhagen）在《石板》（Slate）杂志上所说，“为了赢得怜悯，（女性）不得不让步：‘我太软弱了，而他太有力量了。’”

科腾的辩护鼓舞了其他女性。1909年初，一个名叫伊丽莎白的女人强迫查尔斯·施密特娶她为妻，她说如果他不娶她，她就“像莎拉·科腾那样打爆他的脑袋”。莎拉·科米斯基试图杀害抛弃家庭的父亲；奈莉·沃顿因为前男友逃跑而杀了他。最终这些妇女声称，这一波女性暴力都是因为受到了科腾激励。

一个颅相学家，将她的头与一个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的头进行比较

1908年，也就是同一年，莎拉·科腾谋杀了她的奥斯皮茨医生的那一年，贝尔·冈尼斯也因谋杀被捕。住在印第安纳州拉波特的冈尼斯，在她的无头尸体在一场农舍火灾中被发现之前，她可能已经杀害了25到30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随后，冈尼斯被称为“地狱美人”或“蓝胡子女士”。

报纸使用颅相学，将莎拉·科滕与贝儿·冈尼斯进行了比较。颅相学是一种伪科学，声称人的性格可以通过他们的头部形状来揭示。颅相学家杰西·福勒问道：“她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吗？她应该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吗？她是一个在法庭和全世界面前的罪犯吗？”

在比较了科腾和地狱美人头部的各个部位后，福勒总结道：“她恰恰站在了一个充满激情、残忍、狡诈和冷酷的女人的对立面……因此在我看来，莎拉·科腾应该被释放。”

报纸将对医生的谋杀，归结为荣誉的问题

《盐湖城论坛报》（Salt Lake Tribune）的标题是：“开枪射杀医生，为她的荣誉报仇。”莎拉·科腾的荣誉，也因此成为媒体对她的描述和审判的关注重点。

这种叙述借鉴了19世纪适用于绅士的“不成文法则”。如果女性的荣誉受到威胁，男人们可以进行报复，即使这违反了法律。到了20世纪初，同样的普遍规律开始延伸到女性身上。不成文的法律认为，女性几乎没有能力阻止男性的攻击和暴力，所以女性用暴力保护自己，是可以接受的。

没人知道莎拉·科腾后来的故事

莎拉·科腾出狱后，便从历史中消失了。正如《索引报》报道的那样，犹太妇女委员会将“为她找一个合适的家，让她可以改名，在不知道孩子母亲犯下罪行的情况下，抚养她的孩子。”这份简短的报告总结道：“虽然没有人能一直宽恕谋杀或其他任何违法行为，但令人欣慰的是，这位痛苦的女性没有因为一项她本不该受到指责的罪行，而被送入监狱。”

没有人知道科腾和她的儿子亚伯拉罕后来发生了什么，毕竟他们在审判后改了名。

科腾在故事的最后，成功地说服了媒体和法庭，她是一个应该受到同情的受害者。但她并不是通过争辩说服的，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这是她“杀戮的责任”——通过将自己隐藏在母亲、荣誉和受害者身份的斗篷下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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