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腔最嗲？北京姑娘的奶奶表示不服

九十年代以来，众多台湾偶像剧和综艺节目涌入大陆，影响了不止一代小姑娘的自我认知。无论川西的还是塞外的，琼州的还是铁岭的，只要妹子们找到适当的场合（央求外卖小哥爬十楼）和足够的动力（表白拿下男神），娇滴滴的台湾腔谁都能说上几句。

台湾腔固然可爱，但你以为这就是发嗲的终极奥义？改革开放前的女学生只会游行喊口号？北京二环里摇着扇子的老奶奶第一个表示不服。

接下来你将看到：

●你奶奶年轻时比你会发嗲

●这些嗲嗲的发音古代人都会

●而女国音则是逆时代的存在

●发嗲是撒娇，更是性别与阶级的象征

穿越七环来上班发嗲也没人让座的实习编辑 / 马马马

你奶奶年轻时比你会发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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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以超过90%的重点大学升学率著称，但是论传奇程度，它远不及自己的前身——建校于1917年的北师大女子附中。在那里，诞生了全中国最早开始发嗲的

一批女学生。

●民国时代女学生

上世纪二十年代，语言学家黎锦熙写过一篇报告，提到北师大女子附中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发音方式：把“见”说成“zian”,把“敲”说成“ciao”，把“羞”说成“siu”。总之，就是说话时舌尖抵住下齿龈，舌面贴近上齿龈，把/ji/、/qi/、/xi/、/ju/、/qu/、/xu/开头的音发成/zi/、/ci/、/si/，营造出咬着舌头娇滴滴的说话效果。

这种细声细气的发音方式迅速在京城流行起来，到了三十年代，已经扩散到整个北京城区的女学生中间，那之后，它的热度在一代代北京女生中经久不衰，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

北京女生的说话方式虽然改变了许多字音，但总体来说仍然属于“国语”（北京话），再加上它的使用者只限于受过中学教育的年轻女孩子，所以二十年代黎锦熙将其命名为“女国音”。由于它最早出现在劈柴胡同周围，民间也叫它“劈柴派读音”。

●劈柴胡同就是现在的辟才胡同，在西单商场北边，今北京地铁四号线灵境胡同站附近

所以，别小看北京西城拄着拐杖的老奶奶，五十年前她们可能是比你可爱多了的小姑娘。

这些嗲嗲的发音古代人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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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国音”看上去不过是一帮女生闲来无聊发明出来的撒娇手段，但是回忆一下自己身边的山东大汉、广东小哥，还有京剧里背上插满了flag的老将军，有没有觉得这个发音方式好像有点耳熟？

●京剧《定军山》剧照

我们知道，从古至今，各方言大都经历了由繁到简的语音演变。今天普通话里统一念成/j/、/q/、/x/的声母，在唐宋时期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读音差异。

虽然大江南北方言不尽相同，但是这批声母与/i/、/ü/拼合时，发音大体可以分为三类：舌根音/g/、/k/、/h/一类，舌面音/j/、/q/、/x/一类，舌尖音/z/、/c/、/s/一类。

第一类发音局限在广东、闽南、江浙和西南的部分地区，能区分第二三类发音的方言则有很多。

所以，“拔箭”（古读zian）和“拔剑”（古读jian ）、“走进”（古读zin）和“走近”（古读jin）、“水很清”（古读cing）和“水很轻”（古读qing）这些现代的歧义词，对古人来说完全不是一回事。

不过，/ji/、/qi/、/xi/和/zi/、/ci/、/si/两组语音，一组发音用舌面，一组发音用舌尖，多少还是有点相似的。所以最晚从明中叶开始，很多方言说着说着，就把两组音混到一起去了。

虽然汉语方言里这个混音现象由来已久，但是首先为其命名的却是一本指导满族人学习汉语的《圆音正考》。

这本学习指南成书于乾隆八年（1743年）左右，主要是为了解决满族人在学习汉语时语音方面的困惑。满族人久居塞外，语音习惯和汉人不大一样，发音时卷舌较严重，舌尖音经常发成舌面音。

作者在书中将汉字发音依据其所对应的满文字母形状划分开来，将对应满文尖头字母的/zi/、/ci/、/si/一组汉音称为“尖音”，将对应满文圆头字母的/ji/、/qi/、/xi/一组汉音称为“团音，并将北京方言里尖音团音混读现象称为“尖团合流”。

●左：满文尖头字母；右：满文圆头字母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是按满文字母尖圆头划分，为什么叫“尖团合流”而不是“尖圆合流”呢？据说作者的灵感来自于尖脐和团脐的螃蟹，真是有生活。

而女国音则是逆时代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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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毕竟是很懒惰的生物，即使进化到了有语言的地步，仍然无法拒绝偷懒的本能。

“语言经济原则”认为，人类在保证语言交际功能的前提下，会有意无意地对言语活动中的力量消耗做出合乎经济要求的安排，删繁就简是人类语言发展的趋向之一。

如此看来，“尖团合流“是符合人类偷懒本性的。而能坚持到现在尖团两组音还没相混的，也只有散布在山东山西、安徽陕西、江浙广东地区的方言，以及几种地方戏剧。

“女国音”的不同寻常之处正在于此。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女国音”流行起来之前，北京地区至少已经尖团合流二百年了，这种语音“返祖”现象是

极其罕见的。

“女国音”虽然分化出了尖音，但还担不起复兴古代语音的殊荣。对唐宋人乃至今天的吴语粤语使用者来说，哪些字读尖音哪些字读团音，都有严格规定。“女国音”却没有明确的发音原则，一切凭发音者喜好决定，所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尖团重新分流”。

所以，如果说“女国音”的存在挑战了“语言经济原则”，那原因只有一个：女生们追求的，是比省力更为重要的东西。

发嗲是撒娇，更是性别与阶级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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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总结，我们发现“女国音”的使用者有以下四个特征：女性、在北京城区出生或长大，至少受过中学教育、年龄集中在青春期到结婚之间。

我们几乎不会见到使用女国音的男生、女童、外地女性或者中老年女性。因此，可以说“女国音”是一种社会方言。

社会方言，就是特定社会阶级的人们使用的语言变体，它受到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的影响，总是体现着特定人群的社会心理。

从这个角度看，“女国音”并不特殊。古今中外，许多女性群体使用过带有性别区分意味的语言系统：用作同性秘密通信载体的“江永女书”、流行于法国贵族社会的“沙龙语言”、日韩复杂的女性敬语，它们无一不是女性对于“我是谁”的回应。

●江永女书

这么看来，“女国音”也不是凭空出现的。东亚文化对女性的偏好是“娴静处如娇花照水，行动时如弱柳扶风”，欣赏娇弱温柔的美，在此影响下，年轻女孩很可能不自觉地追求羞涩可爱的发音方式，“女国音”开口幅度小，发音细软，符合社会和大部分女性自身对“美”的定义。

虽然民国以来女性逐渐获得受教育的权利，但至少在解放前，北京国中女学生始终是一个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都比较高的群体，文化和阶级上的优势使她们形成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寻求能证明自己“非凡社会地位“的象征物，女国音这种特殊发音方式正是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逆势而生的。

当然，不管是八万年前的女智人、八百年前的崔莺莺、八十年前的国中女学生，还是八小时前地铁里给男朋友打电话的小姑娘，每一个拥有性别意识的个体，都会在某些方面展现出自己的性别特征。

所以，台湾腔也好，“女国音”也好，或许正是那个让史前女性把贝壳串成项链的动机，让千万年后的一代又一代的女生热爱着

发嗲。

参考资料：

杨亦鸣，王为民，《<圆音正考>与<音韵逢源>所记尖团音分合之比较研究》，《中国语文》，2003年第2期；

王为民，张楚，《<圆音正考>索解》，《语言学研究》，2007年第8期；

劲松，瞿霭堂，《尖团音新议》，《语文研究》，2009年第2期；

张璐璐，《浅析语言与社会共变现象——以女国音与嗲音为例》，《作家杂志》，201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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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媒体：好百科 作者：视知TV